重温开放社区治理难题：公链治理为何难以实现？

以太坊核心开发者Lane Rettig在推特上喊话：“以太坊的治理失败了。” 他的言论在以太坊社区引起了巨大争议。 核心开发者、研究人员、项目创始人和加密资产投资人发表你的观点，支持或不同意，加入这场由Lane Rettig发起的关于以太坊社区治理的大讨论。

永远要勇敢的站出来指出很多人假装看不到的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以太坊社区引以为豪的去中心化治理方式产生了低效病，臃肿和噪音病正在摧毁不同个体之间达成的宝贵共识。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 Lane Rettig 的呐喊是“轰动”，但以太坊的社区治理成为去中心化组织实验中的新难点。

是时候反思了：为什么开放社区治理难以实现？

区块链既不隶属于强大的机构，也不属于私人所有，它是一个“公地”。 对公地的最大考验是“公地悲剧”，因为所有人都面临着搭便车、逃避责任或投机取巧的诱惑。

只有合理的治理体系才能保证公地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加密货币，但却是最后一个成功的加密货币。 中本聪设计的机制使比特币社区能够实现有效的自组织和治理，参与者可以获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地治理体系应该如何设计？ 环境变化时如何完善制度？ 这是一个成功的区块链系统必须解决的问题，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善于回答。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eanor Ostrom)，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埃莉诺从大学开始就研究个人使用公共资源所面临的各种集体行动问题，这也成为她毕生的研究方向。 2009年，她凭借在该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地悲剧只能通过“利维坦”或“私有化”来解决不同，埃莉诺认为，社区中的人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体系实现自治。

埃莉诺也是《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的作者，通过对5000多个公共土地治理成功或失败案例的分析，探讨公共土地治理面临的问题，并给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方案。 基于埃莉诺的研究，我们首先讨论了公地治理困难的根本原因。

如何最好地管理从小型居民社区到整个星球的公地，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个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来自三种不同的困境，即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逻辑。 它们代表了发生在世界各地不同背景下的许多不同问题的一些重要相似之处。

许多观察家认为，绝大多数公地的状态与上述三种模式是一致的，并因此认为人们陷入了一个残酷的陷阱：一群无助的个体陷入了破坏自身资源的残酷过程中。

从这一观察中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具有同样严峻的特征，利维坦或私有化是他们唯一的建议。

公地悲剧

1968 年，美国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加勒特·詹姆斯·哈丁 (Garrett James Hardin) 在《科学》(Scienc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公地”为主题的煽动性文章后，“公地悲剧”一词成为了环境退化的象征，这种情况会在稀缺资源被使用时发生。许多人共享。

哈丁要求读者从理性牧民的角度思考开放牧场面临的情况：每个牧场主都从他的牲畜中直接受益； 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牧民都有增加牲畜的动机，因为他从牲畜身上获得了所有收益，而只承担了过度放牧造成的部分损失。

这带来了悲剧：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迫使他在一个毁灭是所有人的目的地的有限世界中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哈丁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公地悲剧的人。 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指出，“属于最多人的东西往往是最不受重视的东西”。 霍布斯关于人类处于自然状态的故事是公地悲剧的原型：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最终自相残杀。

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得的财富将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重视，人们会关心自己的东西而忽视共同的东西。

如果公地只是指一些牧场或渔场，公地悲剧就不会引起广泛关注。 事实上，公地悲剧可能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和许多场景中。 例子包括美国国会无法限制自己的过度支出、现代经济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国际合作问题、塞浦路斯岛的社区冲突等等。

囚徒困境博弈

警方逮捕了甲、乙两名犯罪嫌疑人，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犯罪，因此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分开拘留，并为双方提供了以下相同的选择：

这是由美林和梅尔文提出并由阿尔伯特·塔克正式建立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该模型可以概括为所有参与者都具有完整信息的非合作博弈。

“拥有完整信息”是指所有玩家都知道博弈树的整个结构以及与结果相关的奖励； “非合作”意味着玩家之间无法进行交流。

想象一下，两个理性的嫌疑人在进退两难中会如何选择：

两人面临同样的处境，理智思考之后，两人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背叛。 背叛是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占优策略，又称占优策略，即无论其他人选择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能使自己的处境优于其他策略。

然而，每个玩家选择自己的“最佳”占优策略并不是帕累托意义上的最优解。

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提高一些人的利益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即没有更好的资源分配状态，使得一个玩家的情况比现在好，而另一个玩家的情况至少和现在一样好就像现在一样。

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双方合作，结果是帕累托最优，但双方选择占优策略是帕累托差的。

个体理性策略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悖论对理性的人类可以实现理性结果的基本信念提出了挑战，囚徒困境博弈也因此深深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 坎贝尔在《理性》和《合作的悖论》一书中写道：

“这个悖论无疑颠覆了我们对理性的解释，直接影响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悖论的范围之广解释了为什么它们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且为什么它是哲学讨论的中心。”

集体行动的逻辑

群体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采取行动以促进他们的集体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并且该目标的实现使所有成员的处境都不太有利。过去那么，只要群体中的个体是理性的、自利的，就会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行动。

曼塞尔·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考察了个人追求共同利益的困难，认为“只有一种与群体相关的利益足以激发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 获得这种福利”受到挑战。

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群体中的人数比较少，或者有强制等特殊手段诱导个体为共同利益而行动，否则理性的、利己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实现群体的利益。团体。

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分享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而是选择搭便车。

集体行动的逻辑在解释完全理性的个人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产生非理性结果方面也非常有用。 如果搭便车的诱惑主导了决策过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所有参与者都选择搭便车，集体利益不会产生； 低于最佳水平。

当前的政策选择

以上三种模型及其变体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 目前主要有两个政策方案基于它们，一个是利维坦，另一个是私有化。

1. 以利维坦为唯一解决方案

哈丁指出，“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如果要避免破坏，人们必须服从一种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理的强制力量，即利维坦。”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以太坊开发者认罪，也只有当悲惨地使用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

从避免公地悲剧不可避免的外在利维坦假设出发，大多数资源系统实施由具有强制权力的政府控制的政策程序，这种做法被普遍接受。

如果外部政府能够准确地知道公共池的资源总量，明确地安排其使用，监督行动，并对违规者实施成功的制裁，那么中央机构确实可以形成一个最优效率的均衡。

然而，遵循集中控制实现的最优权衡是基于信息准确、监控能力强、制裁可靠有效、管理成本为零的假设。

现实情况是，中央机构很难掌握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准确预估公共池资源的承载能力，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来促进合作。 当中央机构没有完整的信息时，就会出现各种错误。

此外，创建和维护这样一个机构的成本并未计入游戏中，并且解决方案假设控制者是明智的、有经济头脑的利他主义者，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2.私有化是唯一的出路

其他政策分析家也以同样强烈的措辞，呼吁在资源公有的地方实施私有产权。 罗伯特·史密斯认为：“无论是对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分析还是对公地悲剧的描述都表明，避免公共资源悲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公共财产制度来结束公共财产制度。私有产权制度。”

就牧场而言，那些提议私有化的人会分割牧场，每个牧民将在较小的一块土地上与自然对抗，而不是在更大的一块土地上与另一个牧民对抗。

因此以太坊开发者认罪，每个牧民都需要投资建造和维护围栏，以及监督和制裁活动以强制划分牧场。 此外，为了分担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牧羊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流动性市场，这将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成本。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在动态环境中，私人所有者是否以可持续或不可持续的方式管理牧场取决于他使用的贴现率。 如果贴现率很高，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会过度使用资源，导致系统崩溃。

私有化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公共资源无法分割。 在讨论土地的私有产权时，很明显，土地被分成小块，个人可以占有和使用； 但对于流动性资源，个人产权的确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具体的权利分类出来并量化，资源系统仍然是公有制​​而非个人所有。

公地治理的长期探索

世界上看到的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未能成功地让个人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公共资源； 有别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在较长时期内成功地对某些资源系统进行适度治理。

这些自治组织和自治治理存在的时间短则一百年，长则一千多年。 他们的自治系统经受住了各种重大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考验，至今仍在运作。

这些社区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那些摆脱了公共困境的人和那些没有摆脱困境的人有什么区别？ 针对这些问题，Eleanor Ostrom 曾提出 8 条设计原则。 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深入探讨。